把握金融创新的八个势在必行

2020-01-23 15:40 | 来源:未知

把握金融创新的八个势在必行

​贾康: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把握金融创新的八个势在必行

内容来源:2019年11月30日,在长江商学院中文/金融MBA主办的“金融MBA成立十周年庆典”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把握金融创新的八个势在必行》为主题作了精彩分享。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主办方和讲者审阅授权发布。

讲者 |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正文如下:

大家好,我做了几十年的经济研究,今天想和大家讨论金融创新的话题。讨论金融创新,要把它放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认识。

在十九大上,决策层指出,我国已经走过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阶段,现在要实现的是“强起来”实现现代化历史飞跃的新时代。

这个伟大目标的导向是——新的“两步走”:2035年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2049年建成现代化强国。

一、金融行业创新中,不变的原则

我国现今的主要社会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充分的发展”永远存在,关键是由“不平衡”造成的,而“不平衡”是结构性问题。

所以顺理成章,我国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然,变化中也有不变:

第一,基本国情不变,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国际地位不变,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两个没有变”,让我们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

在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金融行业要掌握最高决策层的三个指导精神:

第一,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第二,要有多方协调的措施,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扩大开放,提高效率。

这三个指导精神,分别对应三个变化,金融行业也必须把握好三点:

第一,把握好“大局观”,金融要正本清源,纠正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偏差;

第二,实施金融稳定委员会协调的“一行两会”大监管;

第三,让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形成整个金融体系的框架。

在这个认知背景之下,我们展开来谈谈金融创新的问题。概括地说,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把握金融创新的本质,需要贯彻金融供给侧改革的8个势在必行。

二、金融创新的8个势在必行

1.以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势在必行

我们已经意识到,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存在挑战,过去的偏差应该得到纠正。

邓小平曾对金融有一个简练的表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对此的理解是,可以理解为金融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心血管系统,有着核心的地位。

现代经济中,金融的重要性体现在:在经济社会创新潮流中,金融对支持整个经济生命机体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动力作用,但在现实中,这个核心的动力作用也有变成空心的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也好,世界金融危机也好,表现的正是这种核心体系走偏带来危机的局面,它实际上被空心化了,没有很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比如,当年人们争议不断后又普遍给予肯定的“温州模式”,后来却出现资金链断裂的“”跑路事件”,暴露出产业空心化。虽然前些年已经富起来的民间资本可以调动资金力量做短期炒作,但它就是没有能力形成可持续的融资供给来支持当地在实体经济上得到升级发展。

实际上,当时温州的常规金融已经边缘化,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不得不由一些高利贷来支撑。这样的脆弱性承受不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造成了后来令人痛心的局面。

解决措施为:

第一,要有充分的金融资源组合,使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活动都能得到持续的支持,不断地升级发展;

第二,要较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供给形成融资支持的可得性,从而能够把高利贷边缘化。

这样的金融生态才是正常的。仅强调以行政手段去限制高利贷,或以一般道德评价去指责高利贷,这在经济分析里面其实是无意义的。

2.以金融多样化改革,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资本市场势在必行

我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评价,一直坚持着一个观点:必须承认金融行业是有特殊准入限制的行业,不是任何人想进就能进的行业。在金融机构、银行从业是要拿牌照的,当然要带有一些不同于其它行业的垄断色彩,但我国金融行业存在的弊病,是存在过度的垄断。

垄断因素在竞争中能够由要素流动来加以对冲,消除垄断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在中国的金融领域恰恰要素流动受阻,制度供给不能抑制住过度的垄断。

那么改革中必须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多样化起来,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垄断因素,才能让金融更好地发挥其基本逻辑,对国民经济加大贡献。

3.逐渐提高直接金融比重势在必行

在金融体系中,直接金融主要指股市、债市、私募等等,我国的直接金融仅有20%左右,而美国的基本格局是:80%左右是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只有约20%。

中国不能简单照抄美国的比例,但改革开放多年,20%左右的直接金融还是明显偏低。

间接金融更多是体制内的意愿体现,过低则意味着容易发生对非国有企业金融资源的歧视。

而且,本来应该由直接金融形态形成的债务资本化,和由此调动的要素流动、要素重组的机制就活跃不起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恰恰与这样的机制有直接关联,同样受到了抑制。

所以我想特别强调,金融体系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内在逻辑就是,借鉴美国等国的经验,积极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逐步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

4.以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匹配资金创新,支持超常规发展势在必行

在守市场经济共性规律之正的同时,政府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追求出奇致胜。这样才能支撑中国的超常规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从整体发展战略来说,常规发展不解决问题,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国家严重地落伍了,直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超常规发展,才带来重大改变。

接下来还要继续保持超常规发展的势头,我国才能够继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距离,和平崛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商业性金融的健康发展和政策性金融的创新发展同样都具有战略意义。

日本战后出现经济奇迹,其中财政投融资政策的支持性体制功不可没,但是也要处理好一个问题:

在双轨运行过程中,中国必须正视比美国、英国更依赖政策性融资体系而带来的挑战,应该怎样抑制双轨运行时必然出现的寻租,怎样不要形成过多坏账损失等等。

这种政策性金融的机理是一定要有财政资金作为后盾,有限的财政资金应该以政策性资金定位、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才能够很好地追求守正出奇,超常规发展。

现实生活中,还要结合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草根金融、金融精准扶贫等等,找到健康可持续的机制。

5.在金融创新中,对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势在必行

政策性金融体系,当然还要对接到科技创新带来的商业性金融边界的扩展,所以在金融创新中对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势在必行的。

这样做的便利有三点:

第一,金融服务可以借助互联网扩大商业性金融覆盖面;

第二,金融产品可通过云计算、数据库进行快速的分析判断有效防控风险;

第三,手机扫码支付等使金融服务更便捷、可视化、普惠化。

6.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创新势在必行

中国政策金融的边界要对接到非常有创意的PPP(笔记侠注: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简称,意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国际上对PPP已有多年的讨论,正面效应是非常多的。

政府的履职可以四两拨千斤,有限的资金使政府应对城镇化、老龄化、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新城建设等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可以由PPP拉到体外乃至境外资金来做。

我总结了6大效应:

① 引进体外、境外资金

比如按照PPP,港资进入后,北京的地铁4号线、6号线马上就有了现实的支持,如果没有PPP,4号线、6号线可能仍不会动工。

② 项目的绩效在PPP上,可以做到1+1+1>3

政府、企业和金融等专业机构合在一起,风险共担、优势互补、绩效提升、造福民众,这是最重要的。不光是融资模式创新,管理模式也是创新升级。

③ 契约关系的协调

有些企业在偏好上有别于风投、创投那样愿意承担极高风险快进快出,取得超额利润。这种愿意以“非暴利但可接受”的投资回报预期跟政府形成契约关系的企业,可以锁定在未来20年、3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段的长时间段回报。

这可以使市场体系建设更加丰富,也可以使市场主体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培育更符合包容性。

④ 有益于混合所有制形式改革

PPP的开发主体天然是混合所有制,而以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使全社会进一步认识它的意义和未来的前景,直接支持所有制领域的观念更新和境界提升。

⑤ 为扩大内需应对贸易战,PPP机制非用不可

在对冲经济下行、贸易战压力下,中国必须扩大有效投融资,PPP在这方面是非用不可的机制。它会以有效投融资带来预期向好,消费潜力随着被释放出,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⑥ 可促进法治水平的提升

PPP是中国法治化、民主化的一个倒逼机制、一种催化剂,因为假如没有像样的法治保证,民营企业便不会愿意签字和政府做合作伙伴机制的建设。

这也倒逼我国必须尽快提高法治水平,提供充分的保证。

7.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

让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过的槛,没有这样的一个突破,人民币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硬通货,那么何谈中国的现代化崛起?

现在,我国想要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在金融领域有充分的要素流动,逻辑上就必然要让人民币有防范风险的能力。

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让投融资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样才能让我国真正崛起,成为现代化强国。这是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8.处理好“规范中发展”和“发展中规范”的矛盾关系势在必行

很多创新,一开始并没有可能讲清规范,需要有试错的弹性空间,如一些互联网创新,以微信为例:

决策者开始时审慎包容,不急于采取特定措施,虽然后来的发展还是给政府带来一些麻烦,但微信带来的金融服务所支撑的经济繁荣,已经对整个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形成了不可否定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政府应该给予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试错空间、创新的弹性空间,让其在创新发展中逐渐摸清如何规范。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一旦八九不离十地看清风险,比如P2P问题,这就需要政府主动出手控制风险,讲究“规范中发展”。

总体而言顺序不能反了,如果是先讲规范,后讲发展,则会导致没有试错空间,无法发展。

要把“发展中规范”放在“规范中发展”的前面,这才是支持中国在创新过程中始终澎湃的第一动力。

我把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恳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长江商学院金融MBA项目(FMBA)是长江旗舰项目之一,从2009年项目创立以来,已经为大中华地区培养和输送了过千名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精尖金融与管理通才和未来领导者。来自金融与实业背景的学员近乎各为一半。这种有机的产融组合模式有效帮助了金融与实业学员加深对自身以及相互领域的理解,深刻领会金融资本之道,在实践中受益。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