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江南文化增添一抹亮色

2019-12-10 14:18 | 来源:未知

为江南文化增添一抹亮色

  徽州文化源于秦汉,兴于唐宋,至明清时期臻于鼎盛。在保留地方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它汲取南北文化的精髓,为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的发展、丰富贡献了独特价值。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打造江南文化品牌的背景下,研究和复兴徽州文化,助力“徽州”重回“江南”,深化皖南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现实价值。

  无论在地理上、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徽州与江南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地理上看,徽州属于原始江南古陆的一部分。据古老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记载,在大禹治水后划分出来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和雍等州中,徽州属于扬州之域。从行政区划上看,从唐代到清代,徽州基本属于江南的行政管辖之内,唐宋时称为江南道,明朝称为南直隶,清朝称为江南省。直到乾隆二十五年,江南才正式分为江南省和安徽省。从文化构成上看,徽州文化与江南文化都起源于吴越文化。在长久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中,徽州的生活方式、审美方式及文化构成都具有明显的江南色彩。

  如果说吴越文化是徽州城市文化的起源、儒家文化是徽州宗族制度和社会伦理的依据,那江南文化就是徽州商业文化和审美文化的体现。三种文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融合,最后内化为徽州文化的精神和气质。

  秦汉时期,由于徽州闭塞的地理环境,山越文化特征相对明显;隋唐两宋时期,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世家大族的涌入,儒家文化渐占上风;明清时期,江南文化因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异军突起。对徽州而言,儒家文化和江南文化属于后天生成的文化,但二者的影响机制存在不同——儒家文化更多通过教育的方式、自上而下地灌输,江南文化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自主生成的,与徽州本土的文化基因更为契合。

  与江南其他城市不同,徽州位于江南的边缘山区,城市文化发展进程较为缓慢。不同于江南核心区域那种“青山隐隐水迢迢”“夜船吹笛雨潇潇”的开阔秀丽,徽州山高谷深,在水文化之余更偏向于山林文化。同时,新安理学的发展成熟将儒家文化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徽州人因而成为践行宋明理学的一个典范。

  “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光环,为徽州人赢得了较高的政治文化地位,但也让其背负了更多道德伦理的束缚。相对于江南其他城市的开放自由,徽州文化带有更多的“老成之气”。

  同时,徽州文化还有明显的野性文化特点。这赋予了徽州人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与愈挫愈勇的坚毅品格。我们常说,越文化强悍、峻烈而轻生死。这种果敢坚毅的传统文化在“小桥流水”和“群峰参天”两种不同的环境中得以流传下来,前者与江南水乡的柔美相融合,后者与徽州云烟竞秀的壮丽相得益彰。

  历史上,徽州人为官者多为“御史谏官”,从商者亦“诚信笃实,孚于远迩”,烈女节妇更是“一邑当他省之半”,可谓“生民得山之气质”。

  徽州因商业而兴,逐渐形成了求真务实的理性主义文化特质。新安理学求真知、重实理的文化精神,又进一步在理论上为其提供了合法地位。

  早在先秦时期,皖南居民便沿着新安江南下进行贸易,以换取生存所需物质。徽州人也大体以务实的眼光来看待科举取士。至少从宋代开始,徽州便出现了士商合流的趋势。“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朱熹外家祝氏便善于经商,“世以资力顺善闻于乡洲,其邸肆生业有几郡城之半”。

  徽商足迹遍布全国,但所到之处最多的仍是江南地区,以至于流传开“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州人在积累财富之余,也积极开拓眼界,形成了精致细腻的审美文化,并改变着徽州本土的审美方式。

  以服饰装扮为例,徽商将苏松地区流行的服饰带回家乡,出现了“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的局面。

  除了日常审美从“朴素”向“精致”转变,徽商也不断提升其对高雅文化的审美素养。当时,徽州巨富之家热衷于遍寻“海内名器”,成为明清时期江南艺术品市场最活跃的群体。

  总之,在江南文化的语境下研究徽州文化,既要分析其与江南其他地方的文化共性,也要正视其文化的独特性。正是徽州文化的一抹亮色,进一步丰富了江南文化的构成,为“吴侬软语”的江南增添了几分英雄义气。由此,江南不仅是“风细柳斜斜”“水巷小桥多”,也是“一溪练带如”“云峰秀复奇”。

  同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擦亮江南文化品牌,除了要挖掘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的优秀资源之外,也需要重拾徽州文化。没有徽州文化的江南文化,不是完整的江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