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书法艺术形成的核心

2019-08-12 15:50| 来源:未知

中国文化是书法艺术形成的核心


一、中国诗歌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灵魂

众所周知,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国艺术的灵魂。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这是对中国艺术的一种普遍理解。诗是内容,书是形式。其文是灵魂,其书是体魄。因此,“诗是书的灵魂”或“文学是书法的灵魂”。中国研究硕士文怀沙先生曾经就说过,提高书法水平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背诵唐诗”。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诗歌(广义上可以理解为诗歌,包括文学形式)是书法艺术的基本内容。古籍上说:““诗言志歌咏情。”诗歌的境界表达是人生,书法的境界表达的也是人生,所以古人评价书法叫“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书法家在笔歌墨舞中,流淌着人的情怀,优美的书法作品必须是生命的线条和墨韵的生命形式。就好比作家在创作文学时,不管是写自己还是写别人,他们总是喜欢写诗。一定是中国诗歌。自孙过庭以来,诗书结合的艺术思维模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孙过庭在《书谱序》中说:“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他特别反对“手迷挥运之理”,认为那是“俗”。其二,诗主宰着一幅书法的意境。在我看来,好书法必须具有文学联系、诗歌意境、绘画构图、舞蹈节奏、音乐节奏的,而且是在作者自身素养的综合水平极高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沈尹默说过:“无色彩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音而行音乐的和谐。”书法家们声称这是来自诗歌。诗是不同的,书是不同的。书法家的内心诗意驱使他的笔形成不同的意境作品。如苏轼的《梅花帖》,写到结尾,忽做狂草,那是奔放的诗所决定的。他的《寒食帖》,写到“年年欲惜春”,“年”字打破格局,忽做大字,借鉴了狂草的章法。可以看出,诗歌和散文是写作的先驱。

中国文化是书法艺术形成的核心,书法的创新必须先继承古人的法则

 

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书法家,无一例外都是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或大学问家。这些伟大的书法家至少有一些人在文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反,如果你不是一个大学者或伟大的作家,你就不会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可以说,我们当代书法家所缺少的是“笔墨兼备”的双手。书法家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没有博大精深的文化素养,书法也不能提高。我说过“书到深处是文化,书到极致靠修养。”通过练习,书法技巧可以无限接近,心灵的丰富是无限的。精神品格和文化修养的提高比技能学习更难、更慢。在文学界,急躁和对成功的渴望也是相关的。所以:书法“易学难学”。黄庭坚评论苏轼的书法,说:“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他人不能及的就是苏轼高雅的文气。其三诗可以使书法渐入佳境。

中国书法的研究既有魅力又有灵气,可以超越世俗生活的干扰。王维在诗中说:“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一种感觉,一种缓慢运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书法中找不到,在书法创作中找不到任何东西,你去诗歌,反过来,帮助我们创作。书法创作不仅是一种抒情,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如果你不能陶醉于墨水和自我体验,你就无法进入其中。进入诗歌领域,文化精神得到充分发展。一般技能和功夫不是障碍。没有诗的境界,无论你的基本功有多扎实,有多熟练,都不可能以书法进入诗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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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汉字是书法创作的基石

中国汉字是书法的基础,“识文断字”是写作的前提。仅此一点就把书法限制在文人圈了。文学是书法进步的阶梯。艺术素养是书法进入审美境界、获得情感体验的桥梁。文学不仅是书法的必要条件,也是书法的先天优势。只有文人与书法的结合才能使书法艺术化。书法自诞生以来,伴随着文人荣辱的兴衰。作为一个阶级,中国文人最早出现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大多数文人情感细腻,内心世界丰富,人格具有双重性。历代文人,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热爱书法。例如比如米芾,是一个内心风云际会的文人,不如意后,一方面研习古人书迹,一方面率性任意的挥洒,成为宋四大家。唐虞世南生来安逸,与唐太宗关系密切。他不仅履行了自己的政治职责,又忘情书法,成为了一代伟大的书法家。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书法不仅是一位受挫的天使,也是一种对立志者精神疲惫的慰藉。中国书法在古代文人中成为“天使”和“密友”。甚至可以说,在书法艺术中,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自我”,从而达到了最高的精神满足。至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到文人与书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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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所有的书法家都是文人:

在中国书法史上,秦代李斯被公认为是第一位书法家。他是秦始皇的首相。首先,由于他杰出的才能,才能使他成为能臣和政治家。秦朝统一六国后,李斯被称为“秦罢不合秦文者,于是天下行之”,从文字统一开始,寻求政治的统一。他亲自以周代史籀所创始的大篆为依据,“删其繁冗,取其合宜”,在简化大篆的过程中,创造了小篆。。特别是,他将这种新的文字风格运用到了“严肃神圣”场合。他与秦始皇周游全国,攀登名山大川,起草并手写了一系列文字,主要称赞秦始皇的功绩。从现存的《泰山刻石》来看,。李斯的文学才能和书法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众所周知,王羲之是书法艺术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也是一位真正的书法家。所谓东床坦腹食”的放浪,“雅好服食养性”的癖好,“性爱鹅”的习性,“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的情趣等等,更显出一种真正的“魏晋风度”,崇尚自由和谐的精神。《兰亭序》一文在世界上被称为最好的书法创作作品,并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另一个例子是著名书法家唐代的和尚怀素。据说他出家后,很、被称为“文人”。然而,根据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亲是唐代著名诗人钱起。钱起很多诗,我们经常写的“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而他最为人们称道的代表作《自叙帖》,便是以诗歌的形式表述自己学书的经历及其个中甘苦的,显示了相当高的文才。其他书法家,如蔡邑、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黄庭坚、苏轼、米芾、赵孟兆页、祝允明、文征明、傅山、郑燮、何绍基等,在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方面都是文人,还是伟大的文人。如果我们失去了“文人”的最低前提,几乎不可能追寻书法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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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文化素养和书法造诣要成正比

文化素养与书法造诣一般来说,它们是成比例的。作为书法家,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文人”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书法家具有文学、历史和哲学学问。文人与学问、书家与文人、书法与修养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古人讨论的一个话题。但在现代,有些人总是把书法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手艺”。今天对书法的总体印象应该是:“形式丰富,内涵退化”。书法家在强调笔墨效果的同时,弱化了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本质。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传统教育和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特殊知识。大多数书法家只能在业余时间弥补这一不足。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环境的变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因此,要全面理解和把握书法传统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是非常困难的。书法精神的退化也是当今书法的最大缺陷。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强调文化素养与书法艺术的密切关系越来越重要。例如,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邑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而且是一位精通历史、韵律、天文、绘画的大师。他的知识如此丰富,他的书法艺术处于良好的状态。历史上有句俗语叫“骨气洞达,爽爽有神”。《所书《六经》也是站在太学的外面,看着拥挤的学习者。《又凭借其智能之高,聪敏过人,受偶然事情启发而创“飞白”书,对后世影响颇大。。她的女儿蔡文姬受过良好的教育,擅长书法。至于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张旭、虞世南、苏轼、黄庭坚、董其昌等,他们不仅涉及其他领域的艺术或广博的知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只有少数书法家能书以为别无他能,在古代书法史上罕有其人。。前人一再强调“书功在书外”,而不限在“书内”,这也是无数经验教训的黄金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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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书法的灵感来源于心画和情感:

书为心画与陶情冶性,与非文人相比,文人的内心生活和爱恨情结更加丰富和复杂。古代学者文人大多从事书法。可以说,所有的文人都有强烈的书写欲望。即使是像孔乙己这样的封建文人,也没有摆脱这种欲望,他把手浸在水里写了四种"回"字。古代文化创造的心理环境。显然,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书法是历代文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文人手中的笔能使人轻松愉快。他手里的笔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创作过程中,她享受创作的乐趣,在欣赏过程中,他享受美学的乐趣。”“书如心画”必然会导致抒情,以满足文人对艺术最频繁、最普遍的精神诉求。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人和书法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与绘画、音乐甚至诗歌的文学艺术风格有着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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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理性中国书法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哲理思想的引领

中国书法有自己的发展体系,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而哲学是促进中国书法永恒的基本思想,即“形”、“神”、“气”、“韵”、“理”、“法”等中国的哲学观。

“形神”是中国书法的核心范畴之一。形式与精神理论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形与神理论的发展。“形”与“神”的关系是古代哲学思想中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形与神是不可分割的,以致形神的同一。后人把他引申到审美中,沈括《梦溪笔谈》中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这是说,书画要想达到妙境,不能仅仅从“形”的方面去寻求。“神会”,就是“物”“我”两方面的统一、契合,达到“物我一如”的境界。如此一来,我们不仅可以捕捉到“物”形象的精神特征,而且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注入到要展示的“物”中。苏轼更注重祭祀的形式和求索的精神。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前一首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强调精神的重要性,是受了道教的“形与生的本质”和“精神修养”的结果。作为一个与上帝同在的人,我们重视“上帝”概念的影响。在形和神上,它以“神”为质,以“形”为目的。“神”是存在于“形式”中的内在精神。它取决于书法家对创作内容的理解、感受和捕捉,所以它需要“熟悉灵魂”。“成熟”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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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形神理论是哲学上的形神理论的发展。在把握形与神的关系时,由于强调的不同,有的以形式为质,以神为用,形神的统一;有的以神为质,以形为用,重神轻形。在形和神的把握和表达上,中国书法是上述形和神的具体体现。中国书法强调“神”,因为“神”是支配表象的精神实质。所谓“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使写神”和表现“神韵”的表现达到最高水平。中国书法除了强调“神”之外,还注重“气”和“韵”。

从中国书法的美学本质出发,注重审美主体的内在精神,追求精神与形式、情感与物质的统一。尤其是对魅力的理解是中国书法的核心。“气”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复杂的内涵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从春秋到战国时期,“气”的概念被用来解释自然界物质的运动和变化、人的形成及其精神现象。气已成为书法艺术中的一个美学范畴。孟子提出要善于养气。他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来自个人道德修养的“精神”。孟子认为,如果这种气(精神)能“善养”,就“塞于天地之间”。这种“塞于天地”的“气”是一种修炼出来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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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非常重视气与精神的联系。他们认为有必要“率志委和”和“平和心境,调和心灵”(文学上的刻龙精神)。在创作中,我们应该注意顺应自然,而不是勉强。强调艺术家简单的精神“和气”调养,以保持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安逸,对于情感、感知生活和创造都是非常重要的。“气”与“精神”的调养是探索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规律的重要内容。在文学理论上,有所谓的“精神者,气之华也”的说法。书法还说,“先以气胜得之者,精神灿烂,出之纸上,意嫩则浅薄无神,不能书画”(《大涤子题画诗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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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都有点太过深奥,太理论化,如何落实在笔和墨上。中国书法中“气”与“精神”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创作冲动、构图布局和落墨的全过程。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有这样的描述:“兴之所至,毫端必达,其万千气象,都出于初时意料之外”。”气与精神是统一的。因此,古人说,气与神的统一是书法家自身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气”是指“精神实质”,与“神”具有相同的含义。这里“韵”是指“审美境界”又是艺术表达方法。“气”和“韵”都是内在的。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生动的魅力”一词的本义是生动地表达诗歌或写作的“精神魅力”。“生动”是“魅力”的副词。押韵不仅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艺术方法。节奏是中国书法审美本质所要求的艺术境界。它也是中国书法中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中国书法家常常把“韵”作为书法作品的最高审美标准。书法中的“韵”其特征如与“诗”和“乐”比较,很有些共同之处。如果说诗中之“韵”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乐中之“韵”是“无声之弦”,“声在音外”;那么书法中之“韵”则是“黑白旋律”,飘逸纵横,妙在笔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