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农产品更好“卖全球”

2019-10-09 09:55 | 来源:未知

推动农产品更好“卖全球”

切实解决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来源地较为集中、部分农产品被动进口、农产品附加值不够高等问题,以新的竞争优势在国际农产品贸易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问题逐渐凸显。2004年起,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开始出现持续贸易逆差,从农产品净出口国变为农产品净进口国。自2004年至2018年,连续15年保持农产品贸易逆差不变,且逆差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达2168.1亿美元,其中出口797.1亿美元,进口1371.0亿美元;贸易逆差573.8亿美元,增长14.0%。畜类产品、食用油、谷物、食糖、棉花等是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的主要商品,水果作为我国传统出口强项也于2018年开始出现逆差。

农产品的进口,能够充实有效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利于保护耕地和农药化肥的减量化使用,减轻资源环境的刚性束缚,推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贸易逆差的常态化也暴露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潜在问题:一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进口高度依赖,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不利于国内农业产业的均衡发展;二是农业机械现代化水平较低,人工成本不断上涨,制约了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三是农药残留问题严重,在危害食品安全的同时,限制了农产品的出口。

当前,我国正处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排除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压力,通过积极有效的对策手段,解决农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构建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

以更高开放水平应对全球贸易发展新变化,拓展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地理方向。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来源地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等地区。贸易市场的高度集中可能引发较大的市场风险,因此,我国应坚定推动农产品进口来源地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依赖度。以大豆为例,我国大豆需求高度依赖进口,巴西和美国是我国大豆的主要来源国,占进口总额的八成以上。近年来,受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大幅减少,巴西大豆进口量则被提高,加剧了对巴西大豆的进口依赖。在此背景下,应促进大豆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寻求新的贸易伙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此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互补性为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出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潜在动力。深化结构性改革,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更高的开放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是应对农产品贸易新格局的关键。近期,国家新设立了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了沿海自贸试验区的全覆盖。自贸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会为各地区发展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从而创新沿边自由贸易,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

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打造农产品品牌。入世以来,我国农业受国际市场冲击,由原来的农产品出口国转变为世界主要农产品进口国。我国耕地面积较小,农业资源禀赋不具备比较优势,农业成本不断上涨。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差异使得部分农产品出现被动进口的情况,即国内供给充足却仍然进口国外农产品。所以,在加强开放条件下受冲击农业合理保护的同时,还应不断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满足日益提升的国内国外农产品需求,更好地顺应全球贸易发展的新方向。一是通过科学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节约人工成本。引进或研发先进技术,提高单产量,有利于维持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二是完善农产品全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我国农业生产以散户为主,许多潜在能力未被充分挖掘。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能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形成规模效应,弥补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不足。三是提高知名度,打造农产品品牌。我国幅员辽阔,农产品种类多样,可依托各地优势,着力培育一批富含地域文化和产业特色的农产品品牌,使得品质优异但价格较高的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也具有竞争力。

坚持绿色生态理念,构建与资源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协调发展新局面。农业污染具有分散、模糊、不确定、多样化、潜伏周期长等特点,其预防、监测和治理都相对困难。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等农业化学用品的滥用,畜禽粪便和残留农膜的管理不当,秸秆焚烧以及其他未经处理的农业生产废弃物等,都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下降,会使我国在面对农产品进口国日益严苛的绿色壁垒时丧失比较优势,造成农产品出口的障碍,进而削弱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现如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表示:“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因此,应以最大限度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要求,寻找促进我国农业经贸环境协调发展的创新机制,如区域性贸易和环境政策的制定、农业主体功能布局调整、农业面源污染优先控制区域的识别、绿色生产方式的建立等,以此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