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9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电信管理局组织的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单位,在江西、湖北、云南等三省的调研和培训工作结束。财经国家新闻网获悉,工信部此前已经决定,在上述三省进行号码携带扩大试验。这是继2010年天津、海南试点以来,工信部再度扩大号码携带试验范围。
 
由于天津、海南地区号码携带工作进展不顺,此次新增三个省的试验,也被视为是号码携带政策进程的“重启”尝试。
 
鉴于此前自2010年开始的号码携带政策,并没有达到既定的支持TD-SCDMA发展的初定目标,同时也因其实际操作困难、投资巨大,而在运营商和用户两个层面“双线遇冷”。有分析认为,工信部再次试图扩大号码携带试点范围,政策利弊仍需斟酌。
 
“单向转网”政策已完全失效
 
统计数据显示,自2010年开展号码携带试点工作以来,拥有用户总量超过2000万的天津、海南两地,截至2013年4月30日仅有71175名用户携号转网。
 
在号码携带试点进行之前,为支持中国3G标准TD-SCDMA的发展,工信部曾在试点号码携带政策中规定,对TD-SCDMA专用号段用户进行转网保护,即明确TD-SCDMA号段用户不能携带号码转至其他运营商网络。
 
由于TD-SCDMA起步较晚,虽有政府和中国移动大力支持,但在终端产业链上仍然落后于CDMA和WCDMA。TD-SCDMA用户不能携号转网的政策规定,在事实上反而导致出于保护目的的政策出现负面效应,反而加大了更多用户选择TD-SCDMA网络的疑虑。
 
为保护TD-SCDMA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单向转网政策限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反而因此失效。有分析师认为,在第一期相关政策的实际操作失效、乃至出现反效应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和扩大试验范围,将在事实上伤害中国3G标准市场化的进程和发展。如果对此不予以重视,将会在市场层面,对关系到中国国家未来科技战略的自主通信标准发展,产生巨大风险。
 
投入产出失衡
 
运营商提交主管部门的数据表明,仅为天津、海南号码携带试点,三大运营商进行网络系统、管理系统、服务改造的各项费用,两年投入就高达3.37亿元人民币。如果推广至全国范围,为此新增投资总额,将超过百亿元人民币。这一改造过程,实际上并不能提升运营商的整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同时使得号码管理的相关复杂度进一步上升。
 
有分析表明,即便号码携带政策要继续推进,并扩大到全国范围,仍需在阶段性试点获得成功的基础之上进行。目前工信部的试点政策出台,有可能存在调研不够充分,脱离现实为推进而推进,单方面制定时间表的弊端。
 
另一方面,尽管从海外运营商经验看,携号转网能够提升用户满意度,并且对于促进资费下调有明显效果,但同时也已有专家指出,国外号码携带政策出台后,政策制定部门对于恶性竞争的防范机制和监督机制也较为成熟,而工信部在推进天津、海南两地号码携带试点过程中,这一部分的准备并不充分。
 
反对立即扩大号码携带试点范围的观点认为,如果不能从生态性角度综合考虑,而单纯依托一个文件性政策,就贸然扩大试点工作,将会导致问题在更大范围出现。在天津和海南两地的号码携带试点实际结果,也间接说明了以上问题的存在。
 
由于用户手机号码已经和多种业务绑定,用户携号转网后发现,此前注册的银行、证券等重要信息,无法再正常获取,必须进行逐一重新申请和审批,这在事实上增大了整体社会成本,也导致部分转网用户再次转回到原先运营商网络。
 
统计数据表明,在天津、海南两地的号码携带试点过程中,截至2013年4月30日仅有71175名用户携号转网,而其中又有1818名用户出现“回流”,重新将号码转回至原运营商,这其中还不包括转网后停机用户数。
 
此外,和国际市场明显区别的是,中国手机用户对于双卡手机的使用,已经较为能够接受,这也使得通过携号转网获得更好的资费政策,意义降低。携号转网的业务流程复杂、用户感知不够好,也成为实际试点的重要问题之一。
 
市场环境变化 号码携带作用降低
 
号码携带政策因其将更多的选择权提供给用户,允许用户在多运营商之间自由转移,一度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运营商市场充分竞争的标志性政策。
 
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微信、微博等OTT业务的兴盛,通信市场的竞争不再表现为运营商之间的竞争,而是包括运营商、移动互联网业务提供商,乃至虚拟运营商在内的全范围角逐。
 
随着工信部已经在中国推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虚拟运营商市场将在未来数年内蓬勃发展。尤其是脱离具体运营商网络的微博、微信业务,已经各自拥有几亿用户,用户通过使用该类OTT数据业务,在事实上已经大幅减少了通信费用支出。在此前提下,号码携带政策的意义,及其作用,都大大降低。
在国内,随着3G网络的建设,以及即将发牌的4G时代的到来,近几年来移动通信业务资费的下调速度之快,甚至已经超过国外运营商通过号码携带政策实现的资费下调速度。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参加完工信部组织的相关调研后,对财经国家新闻网表示,号码携带政策如果十年前实施,或将对中国电信市场的发展,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推行该政策,恐难收到实际效果。
 
该专家表示,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应当以提升社会总效能、降低社会总成本作为依据,而不能仅为不能缺失某个名称的政策而制定,从目前而言,社会和公众对号码携带的真实性需求,甚至已经低于对于OTT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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