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怎样看待既得利益？在认为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之一的情况下，他又如何评价这一群体，以及这一群体对中国的影响？以下内容摘自《人物》：《正确先生&怎么做一个既得利益者——专访白岩松》。
谈职业与央视
《人物》 ：你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年的职业生涯？
白岩松：40岁的时候，我写了12个字到《南方周末》上，“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我也给自己节目写了9个字，“有料、有趣、有种、有方向”。记得当初有人说，当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有思想，我说思想就是真理，就几个，我们不会天天去说那种思想，思想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敏锐、勇气和方向感是重要的，敏锐，你要非常敏感地看到很多问题，有勇气，还有方向感。我一直是用方向感来判断，而不是速度，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我从不想走当官这条路，我是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我妈妈告诉我，不开车，不当官。现在车开上了，所以当官就算了吧。我也不适合官场。
但是当你必须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你要承担。各种机缘巧合，我必须要做制片人，到2003年赶上新闻频道，结果在这个组里创办了《时空连线》，然后创办了《新闻会客厅》和现在的《中国周刊》，但是我兼着这三个栏目的制片人，结果到8月份的时候都已经成熟了，都已经比较不错了，我就全闪了。一下子十来个人全提拔，多好。我们组的成才率现在是最高的，现在诞生了15个正副制片人、5个记者站的站长、3个副主任，还有柴静、张泉灵，没有哪个栏目能比。
一度，新闻评论部被撤销过，当时我很愤怒，说着是拍脑袋的决策，用不了多久还会回来因为《东方时空》毕竟是中国电视改革的发端。它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它是一种理想，一种寄托。它依附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等，依附在我们这一人，依附在一次又一次的年会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你们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个部门的建制，但是在我们内部，一路走过来，当然清楚它不仅仅如此。
当年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的确需要的是平等，是尊重，是人文关怀，我们20年前最重要的使命是创造新的语态，用人性化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传媒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但是你不能20年后，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的时候，你还是强调这些东西，那你速度跟不上，死路一条。
但评论部式微是正常的，我个人觉得评论部的时代的确结束了，它现在应该是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存在。它应该化为一种精神内核，蕴藏在所有的人或者栏目当中，这点很重要。但是就不必再去怀念什么。人不要因为怀念而成为时代的阻拦者，因为再往前走，就不会再怀念。
《人物》 ：怎么看待工作过程中收到的束缚？
白岩松：我跟你说句实话，在这个领域我还真有点发言权。我觉得怎么着喜爱你在也比过去好多了。我太知道这20年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还有两大问题。一个是我很少去抱怨这种所谓的体制或者怎么怎么着，因为咱们换一种角度去讲，每年我们的规定动作，也许有20%到30%，请问你把剩下的70%自选动作做好了吗？如果现在中国的媒体把自选动作都做好，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人是世界上最痛苦又最幸福的。痛苦在于可能有很多的约束，但幸福在于我们立即就可以把所有没有做好的理由都推到体制身上。
《人物》 ：怎么看待央视这个庞然大物？
白岩松：这就是一艘大船，铁打的盘，我们只不过是流水。我觉得要互相感谢，我感谢央视，央视也得感谢我吧。
我和央视是一种合作关系，我要妥协，也许我用5年能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得用7年或者8年。但你意识到这就是现状，它在美国在中国都可能发生，很正常。但另一方面它也要妥协，《新闻1+1》不就出来了吗。
而且央视要去接受现状，你做对了什么事情，不要指望别人真的能多表扬你，因为你是央视，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别人批评你很正常，因为你是央视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已经算不错的了，表扬声不少了，但是骂我的人，你什么时候见我回嘴？你凭什么接受了表扬，甚至是夸张的表扬，就不能接受批评，甚至是夸张的批评呢？太不公平了吧。
谈官员和体制
《人物》 ：你最欣赏的官员是谁？讨厌的官员呢？
白岩松：朱镕基。中国有几个领导干部有幽默感？自信、从容。他会给人更多信心。朱镕基来视察央视，我逗他：你可是我们女编导的偶像。他很开心。在他与我之间，没有级别横亘，他题词，他写群众喉舌，我鼓掌。他一回头，说：还有。写完之后（
还有龙永图。我视他为师长。他直率，语言有魅力，有个性，也不是传统官员那种1234、八股文。他对我影响很大。我对现代性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很多都是他教给我的。过去中国人谁接受双赢啊，革命下只有一方赢一方输；从龙永图开始，教会了中国人妥协。包括他最初跟我讲，为什么要入关？一定要让中国的革命不可逆啊。一个有理想的人。
我希望中国官员更外向、开心一点，多说人话。我还是喜欢有个性的领导干部，虽然他们在中国很难存活，但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越是高层，反而觉得越容易打交道。我采访俞正声，他妙语连珠，跟我说，处理塌桥事件，总书记问我，赵州桥也是桥，怎么没塌啊。还有采访张百发，他说，都说我百发百中，奥运会我怎么没中啊。全是这样的，很多。从内心里，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平等的。
我讨厌的官员，我能跟你说名字吗？我不喜欢的官员多了。我最不喜欢的不是贪的，在坐在位置上不干事的人。我见过贪官但能干的，真有不少。我更讨厌好像也不贪，但从来不干事的官员。
《人物》 ：你怎么评价官员这个群体？
白岩松：整体在往前走。20年前的官员总体比现在糟糕吗？我觉得不如现在。20年前，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都不如现在。而且又了互联网。的确，现在有些官员不会跟老百姓打交道，不会和媒体打交道。中国官员一定有一天会意识到，他们错估了多少好的时机。
我现在更关注，我们究竟有没有继续改革的勇气。市场经济20年，可是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成为更加吃香的位置，国企在做大。20年前，刚市场经济的时候，要知道，政府部门的人往外走。现在考公务员被称为国考。这让我很担心。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人得出结论：我们体质很好，比西方好。不会吧？我不希望得出这个结论。（笑）
我更担心，权力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应该是被弱化，但实际上强化。说句良心话，这就涉及好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总理去广电部，没几个人知道，台里老员工在食堂碰见他，随便和他聊天。现在你靠近部长试试，处长进来恨不得集体站起来。我们现在是个人崇拜减少，权力崇拜增加。奇怪的是，这些东西也不一定是权力拥有者直接营造的，这个社会氛围在发生变化，人人在骂，人人看到官员又都站起来，这太奇怪了。我看不懂。
《人物》 ：你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怎么看？
白岩松：我们忧患中国很多事情，时间长了，甚至忘记中国的很多优点，好像所有责任都是别人的。那我们一起把它毁了好不好？
中国没在向前走吗？你愿意回到“文革”吗？还是愿意在现代呢？我们比“文革”时更危险还是更安全了？当然，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安全的时代，这是前进必经的路。我感受过，经历过“文革”，我非常明白，稍微不注意，还会回去。往哪儿走？不往前走吗？甚至有人说怀念毛时代，在怀念集体权威，怀念那个混乱的时代，没有法律的时代，怀念一个人人都穷、人人都平等的时代，开国际玩笑！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段。接下来要做什么？负责任的人是要避免悲观前景的出现，寻找药方。包括民主，包括透明，包括体制的健全，都要去做啊。我在这个位置上，只能做我该做的，而且你总要相信，每一个位置上都有人在做。
在我的新书里，谈到了我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你怎样做一个既得利益者？性质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为年轻人铺路，你能不能有的时候牺牲自己所谓的利益，你还没有没有勇气，你是当维持会会长，还是再继续往前冲，这都算。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不就是要解决既得利益，还有动力向前走，并且敢于削减自己的利益。否则的话就很麻烦。改革为什么迟迟不推动，因为既得利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谈改革与民主
《人物》 ：怎么看待未来的改革方向？
白岩松：上午我们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共产党要不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
中国一直在提两个改革，第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又提政治体制改革，我同时在提第三个改革，叫心灵改革，中国社会必须要进行一次心灵改革，否则解决不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比如，要不要把中国文化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将来写进党的理论中？这是一个看似非常荒唐的提问，但是很充分。
我们现在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道德期待，但是却拥有不断突破的道德底线，问题出在哪儿？今天上午我座谈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个。我说要告别从道德上谈道德，事实证明这失败了，我们都把这口号化了，还是要回到人性基础。
中国一个最重要的接下来的变革，是心灵的变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决策，都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你我，我们都一样，既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关键看周围的东西是抑制我们的恶，还是抑制了我们的善，而不是你是好人我是坏人。所有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敬畏。敬畏是两个字，敬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好的，要靠近它，畏就是你知道害怕了，你不敢突破它。
你比如说药厂，问题胶囊一查，28个省市自治区有问题，我们天天喊的口号少吗？为什么没用？那我们说药监局你应该天天去查。差不过来？我去采访过美国药监局，美国药监局告诉我，人民，老百姓和媒体是他们机构的重要成员，它是透明和民主的，让媒体随时可以去查，民众随时有权力找第三方机构去检测，这样能增加他犯罪的成本，他就越来越不敢。当然美国也有干坏事的，但如果一个社会干坏事90%都抓不着，另一个社会是90%都被抓着，你觉得哪个道德水平更高？
有人说我们天天都在抓贪官，可被抓着具有偶然性，他不是在一种透明的机制下完成的，所以下一步中国绕不开的，必须让人民和媒体拥有更大的权力，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
《人物》 ：改革和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
白岩松：民主问题，中国回避不了。因为只有民主，才可以建立起更多的信任。否则的话民众觉得不信任你政府，改革也很难办，所以民主完全绕不开。
我反问你一句，你仔细研究了十七大报告吗？十七大是我做的直播，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嘉宾谈民主，因为十七大报告，前半本谈民主，后半本都在谈民主，为什么不谈？我谈了一个小时，直播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要多谈。
现在我们犯的许多幼稚错误，都是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那是因为你制度没有完善，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永远是透过表面发生的事情去看到背后那个东西。我觉得这十几年在变，我一直很认为很多事情都处在量变的积累过程当中，还没到质变的过程。只有将来更民主化了，才会让这些量变积累下来的东西，发生重要的质变。
我当然愿意期待将来的事，大家都有选举权，而且宪法里面也是这么写的。但是我知道它不会一夜之间就立即改变，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冲击，然后才能慢慢改变，就像我们过去都会认为，好像党代会上，或者人大上投票，没有单独的投票房间、写票房间，很正常，现在已经觉得很不正常了，我们已经出台了投票法，我们已经明确用法律规定，这些东西将来都必须要有。总有一天可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干吗呢？
我一直在提民主这个词，我也一直在说，要让这个词“脱敏”，如果我们都不提，那就更没人提了。
谈互联网与微博
《人物》 ：听说你不会打字，也不开微博？这发生在你身上，好像是件蛮奇怪的事。
白岩松：也会打字，刚学不久，一指禅。我手机都是手写，我都很少用键盘。我觉得微博会碎片化你的生活。我做一件事，我就争取把它做好，可是我要开了微博，它反而影响控制了我，那能行吗？那不可以。再一个，我每天说的话不少，我再开一个微博，它代表是我个人，还是别人会解读成你代表央视的评论员？我觉得岁数大一点，还是让自己单纯一点，平静一点，要好的多。
但互联网和微博对中国来说来得太是时候了。它打开了一个声音的渠道，也告诉我们，你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可你还不给别人说话的权利吗？透过也像一面镜子一样，能照到我们自己。虽然网络上声音庞杂，有好有坏，但我们就要学着去接受它们，我发明过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这个时代，我就是万千声音当中的一个，将来有一天被淘汰了，或者被自我淘汰了，OK，回去当老师不是挺好。
《人物》 ：你怎么看待网上的左右派之争？
白岩松：我不关心这些。我看中的是方向，别人说我左？右？太不重要了，别人给我划线？中国这事儿，邓小平早就放在那里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而且，你认为真的有左吗，真的有右吗？我们被划分的左右，是真的左右？还是利益的左右？有多少人是站在左能得到利益？多少人是站在右能得到利益？如果真左，反倒是很可爱了。
站队从来是危险的，而你去划分站队更危险，因为这里面存在太多误判。有时，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吗？他怎么会说这番话啊，这番话可以给他带来利益啊。他在骨子里都不信。
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我非常担心，他们在利益面前，只公共，却不知识分子。我一致认为，公知或者新闻工作者应该是啄木鸟，应该是叼出害虫，维护整个森林的健康和安全，而不是把害虫当食物，只是为了寻找食物。我们的天职是，在寻找害虫时要保证树木的健康。可有些公知，只为寻找食物，而不断生成寻找食物的梦想，最后忘记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初天职。有时，我看到他们那么说，只能一乐。哈哈哈，好吧。
《人物》 ：很多时候，互联网似乎成了中国人的战场，骂政府，骂这个，骂那个，相互攻伐，戾气十足。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白岩松：要懂得妥协，双方妥协才会共同进步。妥协这个东西在当下太重要了，跳开说，社会上这种暴力事件，群体事件越来越多，将来怎么去解决？如果要是非理性的情绪遇到了非理性的政府，那好得了吗？谁先理性下来，政府要先理性下来，不能总是这么无厘头。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总是觉得责任都是别人的，从来不反省自己。我这几年谨谨慎慎、颤颤巍巍地在小声提议，一边反抗一边自责，不一定所有人立即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我们不缺乏反抗，我们缺乏自责。在这个团队内部，我已经明确了，要一边反抗，一边自责，我们也要自己约束自己。每个中国人既是原告也是被告，一样的。
《人物》 ：你如何看韩寒？
白岩松：韩寒很不错。他能发出声音，而且这些声音不仅仅跟自己有关。我们不是韩寒多，是太少了。他起码独立，不依附权力、利益和父母。很重要的一点，他也在成长。比你想象的成长速度要快，扮演着他该扮演的角色，这就够了。
《人物》 ：如何看木子美？
白岩松：木子美把社会容忍的幅度拓宽了，我自己喜欢不喜欢不重要，用自己的能力接着走人生的路，OK吧。没什么可做道德评价。
《人物》 ：那方舟子呢？
白岩松：（沉默5秒）我们可以换一个话题吗？
来源：《人物》
